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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2022-10-0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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延迟退休政策似乎越来越近。7月25日至27日,山东手建人社部官网罕见的连续3天转载了12篇文章,山东手建文章主题均聚焦延迟退休。上述文章中,多位权威专家论证了延迟退休的必要性,认为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是必然趋势,是社会发展新形势下的正确选择,提出了先女后男兼顾特殊的政策建议,并强调延迟退休对青年就业影响有限,还建议提高延迟退休者的养老金待遇。人社部官网截图。3天连转12文聚焦延退人社部曾多次明确,今年延迟退休政策将拿出方案。在7月22日召开的二季度新闻发布会上,人社部新闻发言人李忠透露,目前在政策研究设计过程中,经过一些必要程序之后会把这个方案向社会公布,广泛地听取大家的意见,尽可能地汇集民智,凝聚共识。中新网(微信公众号:cns2012)记者注意到,在最近的3天内,人社部官网连续转载了12篇聚焦延迟退休的文章,而这一做法并不常见。这一动作释放啥信号?在外界看来,密集转载发布解读文章,可能意在增信释疑,为政策出台进行铺垫。资料图。曹铮 摄权威专家谈延退必要性为什么要延迟退休,这是许多公众并不理解的问题。在上述文章中,多位权威专家在接受人社部主管的《中国劳动保障报》采访时论证了延迟退休的必要性。人社部社会保障研究所所长金维刚指出,目前中国职工平均退休年龄偏低,实际上的平均退休年龄只有54岁。城镇职工缴费年限短,而享受养老金待遇的时间长,预计在未来人口老龄化高峰到来时,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基金将难以承受沉重的支付压力。因此,综合考虑劳动力市场供求关系变化、人口老龄化、养老保险基金长期收支状况等多种因素,适当提高法定退休年龄是一种必然趋势。中国社会保障学会会长郑功成表示,人均预期寿命与人们受教育年限都在持续不断延长,劳动力供求关系正在从可以无限供给的时代,向每年净减少数百万适龄劳动人口的时代转变,再加上少子高龄化趋势不可逆转,追求包括性别平等在内的社会公正呼声日益高涨,这些客观事实决定了逐步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确实是一个必然选择。中央财经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褚福灵指出,延迟退休年龄是适应人口预期寿命增长的需要,是应对人口老龄化的需要,是保持基本养老保险制度持续健康发展的需要。资料图。 王东明 摄建议先女后男 兼顾特殊由于现行退休年龄并不统一,延迟退休面临着谁先谁后的问题。李忠指出,要区分对待,分步实施。不是对所有社会群体同时实行延迟退休,会选择现在退休年龄相对偏低的群体,从这部分群体开始逐步实施。郑功成在接受《人民日报》采访时建议,采取女先男后的政策取向,先从低龄退休的女性开始,而男性与符合60岁退休的女性先不延迟。郑功成解释称,女先男后主要原因还是因为中国男女退休年龄相差太大,男性60岁退休,女职工50岁退休,女干部55岁,两者相差10岁、5岁。这么大的差距,同步延迟退休将不利于缩小差距,也会使这一政策的调整波及全体。专家还强调,调整法定退休年龄时应当兼顾特殊。郑功成对《中国劳动保障报》表示,重体力岗位上的劳动者、丧失劳动能力到一定程度的劳动者,应允许在基准退休年龄前提早退休,当然其领取全额养老金时需要达到国家法定的最低缴费年限。再如,对工龄长的劳动者亦应当有相应规定。资料图。张斌 摄强调对青年就业影响有限延迟退休是否会影响年轻人就业?人社部劳动科学研究所所长郑东亮对实施渐进式延迟退休办法,一年延迟几个月,总体上对就业影响有限,而且这种影响分散到所有行业,因此,对就业不会构成大的冲击,也不会因此导致年轻人就业难。郑东亮说,在劳动力市场上并不是绝对的一对一关系,实际情况是,儿子可能看不上老子干的活儿。他指出,青年的就业机会主要还是决定于经济发展和转型升级。年轻人更愿意去的岗位是以互联网为代表的新兴产业、新型服务业。褚福灵表示,延迟退休可能会对就业产生一定的影响,但影响不会很大。现在的很多企业尤其是小企业,有相当一部分员工是退休返聘人员,退休后仍在就业岗位上继续工作,而延迟退休也是在就业岗位上继续工作,和现在的状况相差无几。可以通过发展经济、调整产业结构、发展新产业、创造新业态、加强海外合作等办法来缓解延迟退休与就业之间的矛盾,实现充分就业。中新社记者 泱波 摄提高延迟退休者养老金待遇很多人担心,延迟退休之后,领取的养老金会不会减少?中山大学社会保障研究中心主任申曙光在接受《中国劳动保障报》采访时解释说,延迟退休之后,工作年限长了,相应的缴费年限长了,相应的养老保险缴存多了。而同时工资还会上涨。根据多缴多得长缴长得原则,虽然职工领取养老金的时间推迟了,但实质上养老保险待遇应该是增加的。郑功成提出,对延迟退休者应当有利益上的补偿,即通过提高延迟退休者的养老金待遇来避免其利益受损,这才是正确取向。清华大学就业与社会保障研究中心副主任何继明在接受《中国劳动保障报》采访时建议,要建立基本养老保险多劳多得+多缴多得+长缴多得+迟领不少得激励机制,保证工作时间长的人总体利益不但不会降低,反而更高。

腾讯证券研究院特约 杨国英 资深财经评论员在延迟注册制的利好之下,门联3月8日的A股市场,门联沪指迎来了6连阳今年两会的政府工作报告,针对注册制改革只字未提,这被众多财经人士普遍解读为注册制改革将无限期延迟,更有甚者,言之凿凿A股慢牛会随之启动。这样的市场反应,真的说明延迟注册制是利好吗?不完全是,毕竟有上周末原油的疯涨、以及欧美股市连涨三周的外围呼应,从这个角度看,市场即使不传出延迟注册制的声音,8日的A股市场也料定不会收跌。只不过,有一点值得担心,6连阳的市场反应,很可能昭示着A股市场又一个疯狂炒作时代的到来。为什么这么说?从过去三个月的市场走势看,代表主板市场的上证指数市盈率,与代表小盘股的创业板指数市盈率,已经进入一个逐渐收窄的通道,而3月7日、8日创业板指数的大涨、上证指数的仅小幅上涨,这充分说明延迟注册制的市场解读,已经使小盘股再次受到追捧。注册制是否应该延迟?这个问题有点无聊。注册制改革本身就是A股市场化改革的方向,从审批制到审核制、再到注册制,这是A股市场改革的正确路径,是十八届三中全会早已明确、并且全国人大已经授权的。当然,对注册制改革的方向,大多数市场人士都是认同的,持不同意见主要是在于注册制应该延迟,这部分人士的理由很多,什么A股成长期短、A股制度有缺陷、现在市场不稳定、投资者不成熟等等。这些理由貌似有礼、也貌似为投资者考虑。但是,究其实质,却丝毫经不过推敲,A股迄今30年不到,其成长期确实比不上已有200多年历史的美国股市、更比不上已近400年全球最早股票公开发行的荷兰,但是,不能因为成长期较短就不要成长,事实应该加速成长要知道现在是技术创新更迭加速的时代,如果以这个逻辑进行推导,那么,我们现在是否还应停留在农耕进代摸索?我们的高速铁路过于超前是否还应用蒸汽式列车?我们不应该拥有移动智能而应再延续飞鸽传书?制度创新亦是同理。A股20多年的成长期不短了,制度演变与生理层面人的成长周期不同,可以在模仿和借鉴中实现制度并轨和制度创新,20多年的时间,还整不出一个市场化资源配置的股市,还停留在投机市、政策市,历届监管部门、乃至更上层的决策者,都应该感到脸红。再说一句,如果算上清末民初的股市萌芽,我国股市成长期不是30年不到、而是已有100多年。还有诸如A股制度有缺陷、现在市场不稳定、投资者不成熟等理由,这些更是不值不驳。A股制度是有缺陷,但最大的缺陷恰恰是不施行注册制,股票与资金的供求关系不市场化,而是行政化,而是沿用计划经济逻辑,人为制造股价泡沫、助推投资者炒作情绪。市场不稳定?A股市场什么时候才稳定过?什么才叫市场稳定?市场稳定不是人为构筑的波动稳定,而是市场自我调节形成的情绪稳定,A股市场之所以近30年从未稳定过,根本原因就在于政策市、融资市(圈钱市)滋长出的普遍性的投机心态,在这种投机心态的漫延不止之下,真正的市场稳定从何而来?投资者又怎么能够成熟?延迟注册制是好事吗?A股市场任何逆市场化措施的出台,大都打着维护投资者利益的名义。当下传出的延迟注册制是如此,屡屡暂停的IPO是如此、昙花一现的熔断机制亦是如此但是,事实上,我们却发现,在诸多的保护措施之下,这么多年来,A股投资者的利益并未得到有效保护,A股市场20多年来,中小投资者的亏损比例依然高达90%以上,创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之冠。市场化的资源配置原则、公平的游戏规则、常态化的市场监管,这才是监管部门、乃至决策层应该确保的,也是A股深化改革的方向所在。而在这一大前提不具备之下的任何保护投资者之所为,都是事实层面的耍流氓。确实,在当前市场情绪未稳之下,仓促实施注册制有可能造成市场的进一步下跌。但是,只要做好常态化监管,只要强化好退市制度,只要中国经济不发生系统性风险,市场下跌的空间其实是有限的,毕竟在过去几个月,市场已经大幅度消化掉注册制改革的利空。推出注册制对市场构成的下跌效应,也确实会对去年股灾前就重仓杀入A股的投资者,造成进一步的伤害,但是,对于这部分投资者,既然他们的亏损面已逾60%,那么,再亏损10%、哪怕再亏损20%,又有什么本质区别呢?更何况,绝大多数去年杠杆入市的投资者,其实早已经被清盘出局。延迟注册制改革不可能保护投资者利益,因为,这种人为托市的逻辑,即便能够给重仓被套的投资者减少损失,但是,大前提依然是必须有更多的投资者入市接棒。以更多人利益受损为代价,来保护少部分人(甚至是国家队)的利益,这难道就是保护投资者吗?延迟注册制不是好事!回顾A股历史,只要是市场化改革不深化,任何人造牛市、人为牛市最终受伤的都是中小投资者,而且相比于熊市,这样的牛市反而会导致更多的投资者受伤、且受伤更为严重。延缓注册制后的市场走势本来,只要注册制改革加速(投资者集体诉讼制度、常态化监管和强化退市制度跟进配套),尽快让A股泡沫(创业板为主)出清,在市场利率持续下行之下,附之以实体经济的L型筑底,A股市场是有望在半年内走出V型结构性反弹态势的,中长期的慢牛行情也可能随之而来。在延迟注册制改革之后,我对未来A股的走势却极度不乐观。是的,A股短期内有可能维稳,但是,这种人为的政策托市,又能维稳多久,监管部门、乃至决策层的公信力又何存;是的,创业板极可能会再次受到追捧,但是,这样的追捧除了便于庄家谋利外,于投资者最终又有何益,绝大多数投资者只会再次沦为韭菜,要知道,即使以当前的估值比计(创业板指市盈率/上证指数市盈率),当前的3:1相较之前的4:1,尽管幅度有所收窄,但其估值比之离谱,依然是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上的一道奇葩景观。希望政府工作报告未提及注册制改革,并不表明注册制改革遭到延迟,政之废举不能源于人事更迭。否则,我真会对A股市场的未来走势悲观了,极可能在短多之后,迎来又一个漫漫的熊市。二月初二更早的节日源起,立医却不是与龙信仰有关,立医而是与社神的信仰有关。社神是土地之神,因为土地太广博,不能所有的土地都祭祀到,所以将土地之神封为社神而祭祀它,以报答土地的功德。二月二,又称龙头节、春龙节。从节日名称上来看,这是一个与龙有很大关系的节日。实际的节日习俗也是这样,吃龙眼(炒豆或蹦豆)、吃龙须(细面)、吃龙耳(饺子)、吃龙鳞(卷春饼)这一天大量的节日食品都与龙有关。还有些地方把这天当作东海龙王的生日。所以人们自然会联想这是一个与龙信仰有关的节日。吃龙须、吃龙眼、吃龙鳞。但二月初二更早的节日源起,却不是与龙信仰有关,而是与社神的信仰有关。社神就是土地神,汉代应劭在《风俗通义•祀典》中引《孝纬经》解释说:社者,土地之主,土地广博,不可遍敬,故封土为社而祀之,报功也。也就是说社神是土地之神,因为土地太广博,不能所有的土地都祭祀到,所以将土地之神封为社神而祭祀它,以报答土地的功德。最初的土地神,不是影视剧中那个矮小滑稽又和蔼可亲的小老头,而是掌管一国命运的高级神祗。古代将国家称为社稷,社就是土地神,稷则是五谷神。社神负责有一定的地域供百姓居住和种植,而稷神负责有足够的五谷能养活百姓,只有同时具备了这两个基本条件一定范围的土地,一定数量的民众国家才能称之为国家。因此,社神与稷神是古代非常重要的神祗,正常情况下,皇帝必须每年祭祀社稷神,并建有相当规模的社稷坛。社神后来也成为民众祭祀之神。我们知道,春节象征着春天的开始。在传统农业社会,春节庆祝活动结束以后,民众就开始祭祀社神,祈求神灵保佑减少自然灾害,获得丰收。祭祀社神的日子被称为社日,并且分春社与秋社两种。不少地方的民众将春社日当作社神的生日。春社日不仅有祭祀仪式,更有很多娱神活动,并集体欢宴,相当热闹。唐代诗人王车驾有《社日》一诗,描绘了春社宴饮结束后的场面:桑柘影斜春社散,家家扶得醉人归。宋代杨万里的《观社》更直接描写了乡民们的庆祝活动:作社朝祠有足观,山农祈福更迎年。忽然箫鼓来何处?走煞儿童最可怜。虎头豹面时自顾,野讴市舞各争妍。王侯将相饶尊贵,不博渠侬一晌癫。诗人说,即使是那些尊贵的王侯也没有享受过社日这样的欢乐。可见春社在古代是一个备受重视的节日。春社的具体时间,各朝代都有差别,宋代开始以立春后的第五个戊日作为社日,一般在农历二月初二前后。所以,二月初二,最初是与社神,也就是社神信仰密切相关的一个传统农业节日。那二月初二是怎样与龙信仰产生了联系呢?这与先秦时期的星占有密切关系。古代的星占学者们用星座的运行来判断季节,以提醒农时。在西周,甚至是夏商时代,星占学者们发现:在农历二月春分的黄昏,东方苍龙星座的龙角恰好从地平线上缓慢升起,而同时,苍龙星座的龙身还隐没在地平线以下,整个画面很像蛰伏了一冬的龙终于抬起了头,俗称龙抬头。而此时正值惊蛰前后,也是万物复苏,冬眠动物苏醒的时间。龙在民间信仰中是百虫之长,它的抬头就代表了动物界的苏醒,乃至春天的到来。《淮南子•地形训》说:凡羽、毛、鳞、介皆祖于龙,也就是说各类动物都以龙为祖。所以,二月二,龙抬头是星象与民间信仰的结合。龙在二月二中具有特殊地位,还与春耕生产需要大量及时的雨水有关。一方面二月二在惊蛰前后,天上打雷,地上流水,而龙在民间信仰中正是司风雨之神。民众认为,正是苏醒的龙带来了丰沛的降雨,有利于春耕,所以民间在二月二有了各种对龙的祈祷祭祀活动。后来,民间祭祀龙的活动越来越丰富多彩,而祭祀社神的仪式反而有所削弱。其中原因比较复杂,可能与社神在明清时期逐渐转变为各地方保护神(就是土地庙中的土地爷),并且地方保护神的功能逐渐得到增强、种植保护神的功能减弱有关。在当代,随着农业生产技术的提高,二月二祭祀社神的活动越来越淡化。打囤。当然,社神祭祀并没有完全消失,在不少地方我们还能寻觅到它的踪影。比如在山东一些地方,曾经最流行的二月二节俗是打囤。打囤又称打灰囤、围仓、画仓、填仓等。民众在二月初二的早晨用簸箕盛上草木灰,一边走一边用木棒敲击簸箕边沿,让灰慢慢落下。这些落下的灰线有技巧地被洒成仓囤的样子,仓囤中还要放一些五谷杂粮。在进行打囤仪式时,民众一般会念二月二,龙抬头,大仓满,小仓流这类谚语。这种打囤仪式是非常典型的社神祭祀活动,其目的就是祈求丰收,祈祷五谷满仓。社神诞生于传统农业社会,它曾是高高在上的国家保护神,后来走向民间成为农业保护神,甚至演变为地方保护神。社神信仰是传统民间信仰的重要组成部分,民众对社神的虔诚敬奉代表着对自然最质朴的感情,代表着对家园、对国家的真挚热爱。(文/毕旭玲 上海社会科学院文学所)

传统经典的展览,教康教结不管是文物还是艺术,教康教结让人看到的是积淀;当代展览,从艺术到科技,让人领略的是想象。2月下旬,我们到台湾参加书展,在台北呆了十余天,看了好些展览,大饱眼福。从古典的到当代的,既看了器物,也看了艺术。台北故宫、史语所的文物展,自不用说,当代艺术的展览也很有意思。台北市立美术馆正有一个杨茂林回顾展。此前,我对台湾当代艺术的认识是很欠缺的,这个展览正是一个很好的进入。初入展厅,杨茂林的画作就给人很大的视觉冲击。色彩强烈,画风粗犷,抽象,政治批判感很强。再看创作时间,从上世纪80年代到现在的都有。特别是80年代的那些作品,让我很惊讶。提起80年代的美术,我本能的联想是大陆的80年代。那一代的画作给我的印象太深。细腻的写实风格,各种伤痕题材,对上山下乡中逝去的青春追忆。但这位台湾艺术家让我忽然明白过来,他们这里有一个完全不一样的美术历程。大陆画家都深受俄罗斯写实风格影响,科班教育就是这个方向,每个人从小开始学画就走的是这个路子,他们的画作细腻,写实能力强,但其他的可能性就很弱了。我认识的一个大陆画家,早年也是画非常写实的人物,现在改画抽象,他说,他花了二十几年,才摆脱掉过去的影响。我看杨茂林同期的画作,不仅从风格和题材不同于大陆,甚至连画作的材质、尺幅、形制都大为不同。从这直观的感受,加上我之前对台湾美术的陌生,让我觉得,大陆与台湾的美术之间的差异,比文学方面还要大很多。从介绍得知,出生于1953年的杨茂林是台湾当代最具代表性的艺术家之一。创作初期,他的作品展现强烈的批判态度,突破禁忌,挑战权威。这部分就是刚进入展厅时我看到的那些,给人以强刺激的作品。90年代后解严时代,他的作品主题又有了不同。他往往以胡萝卜、野百合等等有明确象征的物品为题材,还在很多作品的画面正中,写上MAND IN TAIWAN。2000年之后,他的作品形式又有了很大的变化,动漫、传统符号杂糅。这一部分,对我来说倒不新奇了,大陆艺术家,特别是年轻一代,以这种风格和题材创作的,还是有不少。这种接轨与暗合,我想,跟两地与国际的艺术交流日益密切分不开。新一代的艺术,我通过台北市立美术馆正举办的2015台北美术奖的展览了解到一些,后来又在台北当代艺术馆感受更深。台北当代艺术馆正举行一个叫跨社会设计x艺术的联展,参展的艺术家比较年轻,作品多是装置、多媒体等形式,表达的内容有对所在街区的关注,有对家庭记忆的追溯,也有对乡村与城市的变迁的关切,也有展现国际的商业文化与本土文化的冲突。这些作品的创作者,有的是绘画专业出身,还有的是设计师,有的是舞蹈家,有的是传媒人士。因此,在我看来,这些作品呈现出对现实的关怀,艺术的想象力与表现力,比一般的艺术展览更加丰富。比如一个叫《漫步、台北、美景》的作品,是做了一个缩小的台北市景模型,这个模型突出了台北市十二个行政区的地标,让台北观众有非常直观亲切的感觉,同时,整个模型是纯白色的,挂在墙上,成为一个投影背景。投影到这个背景上的,是不同的画面,春色、水滴到云彩,不停变换的画面改变着这个城市模型的外貌,观众看过去,是一种俯瞰的视角,能看到这些光与色对模型的改变,让人联想起各种事物与事件对城市的塑造,也会联想到个人与城市的关系。我想,台北观众的感受,一定比我更加深入。另一个作品叫《街大欢喜》,听这名字就已经能知道,这也是一个与城市生活相关的作品。这个展览里,我看到一些艺术家都会用自己个人记忆与生活来创作作品。有一位叫杨北辰的雕塑家,以复刻时间的理念,用原木雕刻的一些旧鞋旧包,也让人印象深刻。从视觉上,这些木刻非常逼真,如不看说明,你会以为这就是一些旧鞋、旧包,但雕塑家并不只是为了展现他的技术,这些旧物的选择大有深意,都是承载了浓厚记忆的物品,比如他父亲服役时所穿的军官皮鞋,比如台湾人熟悉的一位人物,他为民请命时的手提包。另一位出身医疗世家的艺术家,用医院的各种器具来做成空间装置。这个展览中,最让我感触的作品,来自叫张嘉洳的一位85后的年轻艺术家。作品是一个景观装置,名叫《海纳百川》,艺术家回收了大量的选战、商业、文艺等等的广告条幅,在当代美术馆的玻璃窗上,用这些回收之物,剪贴成大幅作品,如大写意的泼墨老梅,这些梅树树干上,又开出繁花。这些花朵,却不仅只有梅花,而是各类奇异花卉。商业、政治、文艺的各种自由选择,最后都能成为这老树上的新枝新花。这个作品,对我来说,和市立美术馆看到的杨茂林的早期的绘画有一种遥相对应的关系。杨茂林早期的绘画作品,强调本土,那正是彼时,艺术家最敏锐,最需要强烈表达的意识。现在这些年轻艺术家,强调个人的选择和记忆,个人与周围世界的关系,这正是此时他们最关注的问题。作为一个远方的人,日前看新闻,一直在担心,台湾本省人与外省人的裂隙。但看到这个展览,特别是这名叫《海纳百川》的作品,我觉得我的担心是多余的,台湾人有足够的智慧,解决历史留下的问题。二十多年来,合机德泉一直在这个地方靠着,合机直到成为那拐角的一部分,一团固定的阴影,一块去不掉的牛皮癣,一个可有可无的突起。在《圣徒德泉》中,梁鸿写下了这样的句子。德泉是个流浪汉,一心想做好事,可次次都把事情搞砸越拯救,人们就越坚信:他发了疯。《云下吴镇》(《神圣家族》的原名)终于写完时,梁鸿仍然最喜欢这一篇,也正因为它,提醒了梁鸿:这本书恰好写了12位小人物,与12使徒之数契合。半是寄托,半是反讽,梁鸿最终将这本书定名为《神圣家族》。或者,每个在这世界上活过的人,都是神圣家族的一员,都承担了某种神性。在他们心中,必然曾有过一种高贵的向往,一段珍藏的挚爱,乃至一份不肯退让的坚持。然而,是生活,让这些变得如此无聊、可笑。愿意也好,不愿意也罢,最终我们都将在挣扎中,被那无边的琐碎尘埋。在我和世界之间,究竟谁错了?这是个永远值得追问下去的问题,从梁庄到吴镇,从非虚构到小说,梁鸿依然在追问着它的答案。我不是乡土作家,我写的是人北青艺评:您一直在写梁庄,何时进了吴镇?梁鸿:我以前就很想写小镇,每次回老家,都会产生这种冲动。我小时候所住的村庄离镇很近,从五年级到初中,我一直在镇里上学,每天都要来来回回好几次,流浪汉、清真寺、羊架子、新华书店这些东西一直留在脑子里,不用想,闭上眼睛就自然浮现了出来。北青艺评:小镇的生活形态与梁庄之间,有什么不同?梁鸿:村庄是家族形态,小镇则是集贸市场,不是实体,而是各种生活的聚集。相对于大城市,小镇更稳定,很少变动;但与村庄比,小镇又显得活跃。说小镇不是实体,因为农村人会向往去城市生活,但不会向往到小镇去生活,在他们的眼中,小镇被彻底忽略。我写小镇,没什么特别含义,仅仅是因为对那里比较熟悉,并没打算从农村写到小镇,再从小镇写到城市,我没有这样的计划。这本书写得很随性,就是12个故事,通过人物穿插、啮合,串联成一个整体。为什么这么写,我也没想得很清晰,写作的初衷就是想写一个个具体的人,写他们真实的生活形态,写他们日常的对话,我觉得其中包含着意味,至于它们呈现出多大意义,没特别去想。也许读者会觉得,在吴镇,缺乏梁庄中的那种冲击力。因为梁庄包含着现实意义,而我写吴镇,则试图体味生活中人的微妙处,很无聊,很冷漠,却很有意味,这其实也是人与人之间存在的真实形态。写这本书,就是想呈现出小镇上普通的生活、死亡、斗争,乃至毫无意义的人生片段,所以,即使是写闲人们的飞短流长,我也带着很大的趣味去写。北青艺评:吴镇似乎没了梁庄的乡土气息。梁鸿:我又不是乡土作家,也从没觉得自己写的是乡土生活。我写的是人,恰好这些人包含了乡土的成分。我不想把自己打扮成那样的一名作家,不想被这种名头约束。非虚构不过是个名词北青艺评:对于《神圣家族》,大家感到好奇的是,它似乎更接近小说,而非梁庄系列那样的非虚构文学。梁鸿:非虚构文学也是文学,是文学就一定有语言、布局、结构等方面的安排,作家因而拥有了主动权,对此不能回避。问题的关键在于,在一番安排之后,你的作品究竟抵达了多少真实。文学的真实不是真理的真实,它是有限度的真实,承认这一点不等于就是不真实。一句话,受访者确实说了,一件事,确实发生了,那也要看作家把它放在什么位置。作家总要有选择、有取舍,其背后是写作的趣味、观念在支撑。我想,谁否认了这一点,那才是虚伪的。很多人说《神圣家族》像小说,李敬泽老师也开玩笑说我不好意思承认自己写的是小说。其实我觉得,在虚构与非虚构之间,没有什么不可跨越的界限,标准是人定的,作家应该超越标准。还有人问我为什么改变写作风格,我觉得这是一个太幼稚的问题。我写作时,从不想虚构还是非虚构,题材适合什么,我就写什么。非虚构文学是一个还不太成熟的文体,需要从不同的写作方式中吸取营养。在今天,介于虚构与非虚构之间的作品非常多,许多小说也刻意说自己写的是真实的。小说可以写得像非虚构,那么非虚构写得像小说,也没什么问题。其实,《神圣家族》中的人物都有原型,只是经过了文学加工而已。比如《少年阿青》中那个轮椅上的老女人,就是我在街市上遇到的真实案例。她整天被人推着在闹市中来往,周边的繁华与喧嚣对她来说毫无意义。我当时就想,一定要写她,因为在她身上我看到了生活的残酷。12个圣徒都有原型北青艺评:在《神圣家族》中,刻画了许多小人物,但写小人物有风险,就是容易彼此重复,不知您怎么看?梁鸿:不重复啊,我写的是不同层面的人,比如流浪汉、自杀的农村妇女、上访成瘾的单身汉,不仅有边缘人,也有乡村教师等传统角色,这12个人的故事各不相同。北青艺评:在这些人物中,您最喜欢谁,在生活中有原型吗?梁鸿:我比较喜欢圣徒德泉。他是一个靠捡垃圾维生的流浪汉,因为眼睛不能见阳光,只好夜间出来活动。他手里拿着《圣经》,总想着救人,可每次都救错,错位的荒诞包围着他,他的目的是纯洁的,可目的越纯洁,结果就越荒诞。圣徒德泉确有其人,但我没亲自接触过他,他在小镇上是一个谈资,经常被人们用嘲讽的口气提起,所以我能道听途说到他的故事。北青艺评:小镇医生毅志是全书中的串联人物,他是确有其人,还是一个隐喻?梁鸿:很多人说医生毅志是一个隐喻,以示小镇生活的病态,但事实上我没有这么深的想法,我哥哥就是小镇医生,毅志带有他的痕迹,但经过文学处理。在小镇,因为缺乏公共空间,医生的诊所是一个公共场所,起到聚拢人群的作用。我哥哥的诊所后面就是个茶馆,医生虽然没权没势,但受尊敬,人们愿意在这里聊天、说事,因为没那么隔膜。《神圣家族》中,我将茶馆干脆搬到诊所里来了,这里是观察人性的最佳场所。只想写一种必将消失的生活北青艺评:对于没有小镇生活经验的人来说,也许理解不了《神圣家族》中的意味,这怎么办?梁鸿:是的,如果没有相关的生活经验,在阅读时就会自动忽略一些背景,从而给解读带来一点困难。这没办法,文学不可能与所有人都建立联系,正是因为有各种各样的读者,才需要有各种各样的作家。但我写《神圣家族》,并没有展示一个北方小镇芸芸众生的野心,也没有去思考小镇本质性的东西,只是在写人,写一些人的生活。我想,读者只要看人,就不难读懂这本书,人的命运总有相似性。况且,中国的城镇文化差距并不大,小镇中的飞短流长,在胡同中也存在,毋宁说,胡同也是一种小镇。北青艺评:过去作家写小镇,往往寄寓着社会批判,《神圣家族》似乎并非如此。梁鸿:因为文学观念在改变,社会批判带有时效性,缺乏长远性。但,即使是这种小说,其实也有进一步深入琢磨的可能。我觉得,哪种小说类型都不过时,关键看后来的作家能否重新转化它,使之重新获得一种能量,焕发出力量。今天作家可能很少再在作品中发议论了,但会将议论打散,以碎片化的方式掺杂到叙事中,目的仍然是引起人们的思索,这仍然体现了一种社会关怀。北青艺评:如此说来,《神圣家族》中依然带有很强的非虚构色彩。梁鸿:是的,在这本书中我没有去思考本质性的东西,只想写一种必将消失的生活,以及其中的存在感。任何生活都是多样、复杂的,在写《杨凤喜》时,为了了解如今中学老师工资多少,我专门打电话去问,其实这有多大意义呢?也许没意义吧,毕竟这篇不是反映教师工资低,而是为了表现一个人精神受困的窘境。有很深的爱才能去专业写作北青艺评:这种介于虚构、半虚构之间的写法,似乎是当下世界非虚构文学中正在流行的方法,比如阿列克谢耶维奇的作品,便打通了小说与纪实文学的区隔,但国内这么写的作家似乎很少。梁鸿:这倒没什么,会有越来越多的人这么去写,读者对这种写法的认识也会不断提升,只要不停笔,总会有好的作品出现。以前国内关注非虚构文学的人比较少,写作者也比较少。阿列克谢耶维奇获诺奖后,引领了一种风潮,许多媒体的深度记者也转到这个方向上来。当然,有风潮不一定是好事,作家应该按自己的方式去写作,我写梁庄时,没想过是非虚构,直到大家说这是非虚构,我才知道。《神圣家族》换种写法,因为我不想被一种写作方式套牢,但也许有一天,我又会回头去写梁庄式的东西。总之,在想写与对象之间,作家要找到最适合的写作方式,至于是什么,叫不叫非虚构,不那么重要。北青艺评:您既是非虚构文学的代表作家,还在大学中文系任教,从您的观察看,今天大学生们是否不怎么关注非虚构文学?梁鸿:不见得。今天大学生对文学的兴趣整体不足,但对非虚构,还不至于更不感兴趣。我的感觉还好,毕竟是中文系,学生对文学性的书至少会了解。至于了解多少,那要看个人情况。中文系究竟该培养什么,是培养作家还是培养学者,这是个说不清的问题。经济系毕业也不就是去当经济学家,中文系更多是一种素质教育,至于今后能不能走专业道路,那需要个人付出艰辛的劳动,这需要很强的爱才行。对新人从来不提建议北青艺评:在今天,想写非虚构的人很多,但写非虚构需要深入调查,投入时间较多,这让很多人望而却步。梁鸿:忙只是个理由,有的题材不需要太多时间。我写梁庄系列,也只是偶尔回去住个十天半个月,这点时间,大部分写作者还是有的,又不是总裁,哪里就忙到那个地步?非虚构的体裁要求花更多时间,否则不易成功,可如果你平时积累足够,在家也能写。调查只是基础要求,写非虚构文学,关键在对事物有深度探索的愿望,对探索生活内部逻辑始终保持着一种热情。只要坚持从生活平庸的表面向下挖,那么,总有一天你会找到意想不到的东西。其实,今天虚构文学也需要这种能力。时代在改变,作家面临挑战。在今天,只讲故事已经不够,虽然讲好故事仍是前提,但要写出真正的好小说,还需对生活有更深入的认识,因为在全球村的时代中,远方已经消失了。笛福能写《鲁宾逊漂流记》,因为那时世界还有远方,人们还对来自远方的神秘故事感到好奇,可在今天,新闻一报道,全世界的人都知道,还需要你去写吗?北青艺评:也许一些有志于虚构文学的写作者会担心,非虚构写作太理性,可能压抑感性,从而伤害其创造力。梁鸿:我没见过哪个小说家这样的担心过,今天作家的素质也在提高,更多的理性不会影响感性认识,二者反而相得益彰。北青艺评:写非虚构文学的风险在于,很多人会指责你不客观。梁鸿:确实如此,我写梁庄,就有人指责说,梁庄还有考上大学的人呢,你为什么不写他们,是不是刻意忽略?如果说忽略的话,那我写的梁庄中忽略的人实在是太多了,作家总要有取舍,在取舍中体现了作家的认识,我不可能用一本书将所有人都记录在其中。那样的客观,恐怕没有人能做到。北青艺评:对于刚刚希望走非虚构文学道路的入门者,您的建议是什么?梁鸿:没有任何建议。我从来不提建议,人走哪条路,那是自己的选择,只要不是跟风,找到适合的体裁就可以。写作就是每天都要和词句作斗争北青艺评:如今网上很多年轻人写文章很快,您一天能写多少字?梁鸿:我很慢,有时一天两千字,有时一天五百字,因为要遣词造句,对于作家来说,这永远是一大难关。写作就是每天都要和词句作斗争、与故事作斗争。毕竟在写作中,再好的故事也要通过文字传达给读者,文字是唯一的媒介,必须精雕细琢。一个写作者,语法没问题,不见得你就能写好东西。仅仅文从字顺,不一定就是好文章,写作必须要有创造性,这很难很难,在和词句的斗争中,我充满了挫折感。因为经常有一种感觉,只能写准确,却无法写精确,那时会非常恨自己:为什么用的词这么俗!为什么就找不到一个词,让这个场景跳出来,展现出其应有的、多重的意义。如果写一般文章,也就算了,可文学是敏感的,如今作家的起点都很高,写不出独创性,很难被认可。北青艺评:文洁若先生曾说,她也经常遇到这个问题,所以她就去翻《红楼梦》,一边看一边从中抄词。梁鸿:这真是一个好办法,我怎么没想到?我以往都是拿起什么书便去翻什么书,没想到可以去专门翻《红楼梦》,我会尝试一下这个高招。北青艺评:在写作中,您也会有拖延症吗?梁鸿:我也有一点拖延症,不过是自己跟自己拖,没人在后面催我。遇到这种情况,休息两天再继续写就是了。如果是严重的拖延症,靠任务压才能写下去,那就别写了,太痛苦了。既然写作是我的选择,是自己真正喜欢的东西,那么,有难度我也会克服。北青艺评:今年您除了推出《神圣家族》,还有《外省笔记》、《灵光的消逝》等,这些书比较学术化,恐怕读者不会太多。梁鸿:有几个读者就可以了,我也没更高期望,算是给自己一个纪念吧。《外省笔记》是我当年的博士论文,认认真真地写了三四年,包含了我的很多思考,但学术性的书,读者关注少。对此也不必悲观,这些年读者水平也在成长,不能太苛求他们了。学术思维建立在大量的思考、阅读的基础上,阅读前应有相应的准备,可能只适合小众。在大年初三(2016年2月10日)这一天上午,山东手建美国洛杉矶市检察长富尔(Mike Feuer)公布了一批老鸨名单,山东手建其中黄海红(Helen Haihong Huang,音译)这一明显带有华裔特征的名字引起了一些亚裔媒体注意,高等检察长助理Truong表示黄海红应该是一名华人女性。美国《侨报》记者聂达当天对这一事件进行了报道,他的报道由此引申出一个结论:在位于洛杉矶市中心从事卖淫活动的老鸨中有华人。聂达的报道进一步引述长期对洛杉矶市中心非法卖淫活动进行深入调查的调查员及记者Godinez的讲述,Godinez说曾经调查过一名来自中国的20来岁的年轻非法移民,包括她在内的一些性服务者进行卖淫活动通常打着按摩店的旗号,除了40美元的按摩服务费用以外,对于性交易的部分,仅收取20美元。聂达在美国《侨报》的报道侧重于在洛杉矶市中心服务的客户群非常复杂,西裔、亚裔以及拉丁裔都会成为这些女孩子们的服务对象,因此,其报道标题为华裔女性卖淫不限于华裔人群。数日后该报道被中青网转载,并由一些大型综合网站进一步转载,侧重点发生了变化,尽管内容一字不差照搬,但标题改为了美国华裔卖淫女辛酸史:性交易一次仅20美元。这个属于标题党风格的标题有一个谬误、一个荒诞:谬误在于作为非法移民的女孩提供一次性交易收取20美元,是否一定属于辛酸?聂达的报道其实在这一点上并没有深究,中青网之类无法摆脱中国大陆媒体向来以主观替代客观事实的风格,给予了想当然的主观定性。荒诞在于仅仅当下报道所涉及两个个案,就冠以了华裔卖淫女辛酸史的大概念,实在要怀疑转载聂达报道的网站编辑,是否接受过最初级的论文训练?不过,华裔卖淫女辛酸史这个大概念发生,如果将其中主观化的辛酸两字去掉,就比较清晰为在美国的华裔卖淫史,反过来可以印证,中青网之类编辑实在是并不了解华裔女性在美国卖淫已经有着悠久历史,因此一当发现眼前这个黄海红(Helen Haihong Huang)老鸨和20来岁非法移民女性卖淫例子,就有了似乎发现历史的冲动,从而急不可待地要冠以史的名目。移民是世界历史中的普遍现象,甚至可以认为没有移民就没有人类史,或至少说没有世界史,对于中国而言可以认为就没有中国史。中国一方面是以中原为中心不断接纳世界移民的地区,一方面也进行着不断对外扩张的移民浪潮。所谓对外扩张,并非一定是侵略性的,和平移民及被掠夺移民也是中国的主流。中国向北美的移民发生于清朝后期,其中有被掠夺成分,其典型就是卖猪仔,但主流是和平的,是以猪仔自愿出洋为基本面的;所谓掠夺也不能像教科书那样仅仅定性为洋人对中国人口的掠夺,而可以认为中国自身的人口走私集团或分子才是主角,这就是当初只能称为卖猪仔而不是买猪仔的事实根据。卖猪仔尽管是一种灰色乃至黑色商业活动,其中不乏欺骗、暴力成分,但终究是一种以猪仔自身的自愿为基本前提的商业,因此,就跟北美奴隶贩子在非洲的黑奴交易有本质区别,华人到北美有着自由民的根本特性,而非奴隶,尽管少数人在实际生活质量方面也许跟部分黑奴并无太大区别。自由民这个根本特性对于北美华人极其重要,是其作为移民进行发展的基本历史基础。与黑奴需要寻求基本的人身解放不同,华人则具有另一独立主权国家在北美侨民的身份,在北美所要争取的是努力与当地公民平等的权利,也即所谓的国民待遇。卖猪仔既然是一种商业活动,就属于在今天来说的人力资源交易,其基础是北美对华人劳动力的引进,而这种劳动力是以强体力劳动为主要,因此,在其人口结构上就基本是清一色的成年男性。就像后来输出欧洲的第一次世界大战华工一样,这些成年男性通过与当地女性正常婚姻的渠道解决性问题,只能是几乎忽略不计的极少数(在历史学角度这极少数当然也是极其重要的一种本土化象征),即使把强奸犯罪看作解决性问题的一种途径,但终究不是解决问题的正道,因此,或者只能成为性压抑者,或者成为嫖客,才是主流。也即,猪仔是在北美大规模出现的第一批华人嫖客群体。这是非洲黑奴到了北美后,作为一个群体所不可能具备的人身权利资格。然而,性问题的解决终究决定于婚姻这个正常的主渠道。因此,当猪仔在北美获得了基本的生存环境,初步站住脚跟,就自然发生了要从祖国引入女性人口的急切需求,毕竟来说同种同族的异性更适合于婚姻的实现。因此,还是在清朝晚期,似乎波澜不惊,没有什么引人注目的浪潮发生,但悄悄发生了越来越多华人女性向北美的移民。华侨问题是晚清中美两国政府之间最重要的议题之一。就移民问题本身而言,无论中国政府还是美国政府,在一开始都没有将女性移民问题提上议事日程,似乎都忘记了人性中最基本的性需求。然而,性需求是强大的,是任何权威所无法彻底取缔和压制的。由此,也就进一步形成了比之偷渡男性人口更具有利益刺激的女性人口偷渡。在光绪朝初期,由于中美双方形成了限制华工移民政策(已经移民的人口不存在被限制问题,而只能是对犯罪者和不良行为者的遣返、驱逐),从而也就实际导致了对正在发展的女性移民的现实限制,强化了北美地区对华人女性的需求欲望,进一步刺激了女性人口的偷渡冲动。比如光绪八年(1882年)在香港,一次性即截获准备偷渡到美国去的华人女性十余名。该时在香港甚至有专门从事向美国偷渡华人女性的奸商机构梁泰记。(黄遵宪:《上郑玉轩钦使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总5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p.55)早期在美国的华人女性主要有三个来源:一,驻美清朝官员携带的家眷子女;二,定居美国男性华人(华商、华工)出于正当要求的妻女赴美;三,偷渡。实际上,偷渡即非法移民才是主流。这些偷渡的女性赴美后诚然有务工的,但在华人最集中的旧金山,更主要是从事娼妓职业。光绪八年十一月三十日(1883年1月8日),时任旧金山总领事的黄遵宪在给自己的顶头上司赴美等国钦使郑藻如写信汇报道:惟是金山妇女,娼妓多于良家。(黄遵宪:《上郑玉轩钦使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总5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p.55)官员家眷子女数量极少,可以忽略不计,因此,所谓良家妇女,主要就是华商、华工妻女及有正当职业之妇女,当时这部分华人妇女在旧金山的数量要少于做娼妓的华人女性。这说明什么呢?说明尽管通过偷渡,华人妇女的数量仍然相对非常之少,无法满足更多数量华人男性的婚姻需求,从而就自然形成了一个十分膨胀的娼妓女性群体,勉强以解决华人男性的性饥渴问题。当时华人在美国从事经营和就业的行业很狭窄,在旧金山主要是4个行业,从事制作吕宋烟(雪茄烟)的华人有11000人,从事制作皮鞋的华人有2600人,从事制作服装的华人有2000余人。(黄遵宪:《上郑玉轩钦使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总5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p.69)这3个行业华人所就业企业有三分之二为华人老板,另外比这3个行业累加总人数更多的人口是从事洗衣店职业,华人基本垄断掉了旧金山的洗衣行业。这些华人按当时的统计习惯和就业规则,自然基本是男性。正因为如此,娼妓就在旧金山有着特别昂贵的身价。黄遵宪汇报说:一妇女到金山可卖千余金。此处三合会党,每有一娼妇来,讹索分肥往往哄斗,甚至有拐诱掳掠者。(黄遵宪:《上郑玉轩钦使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总5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p.55)黄遵宪刚担任旧金山总领事的光绪八年(1882年)这一年,在旧金山华人之间发生了3件凶杀案,而其中除一件为男性华人之间债务问题导致凶杀外,另外两件竟然都跟娼妓有关,一件是一名叫钻金的妓女被一名叫蔡阿金的男人用枪杀掉了,又有一名叫莲英的妓女被一名叫李阿愿的男人用刀刺杀,经抢救后才痊愈。(黄遵宪:《上郑玉轩钦使禀文》,载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编:《近代史资料(总55号)》,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4年,p.69)由此可见华人娼妓业之繁荣。以上可见,华人女性在美国卖淫若要论史,相对于美国的历史而言已经可谓悠久,不仅如此,而且曾经有过娼妓多于良家的繁荣时期。比较起来,日前《侨报》记者聂达所报道的案例,实在并不算什么事情。晚清之后,直至民国,在中国大陆卖淫的外国女性数量很多,最多当数日本妓女,然后是朝鲜妓女和俄国妓女。学界在这方面的研究很少,但多少还有一些涉略,所以隐略知道点的人多一些。华人女性在海外尤其欧美卖淫的历史则至今缺乏研究,近乎彻底空白,国人对之了解得非常之少,因此,中青网等媒体对美国《侨报》记者聂达的一则普通报道,所进行的大惊小怪的标题党式转载,也是可以谅解。

海昏侯墓出土文物 图片来源/首博网站海昏侯墓发掘的备受关注及其文物特展的一票难求,门联显示出当下媒体和公众对考古发掘、门联文物保护以及历史文化的空前热情。然而正是这样的热潮中,我们也不难看到一些大众舆论里对于考古的认知存在一定的偏差。一方面,文物的辉煌和墓主的传奇性吸引着人们的好奇心,同时近年火爆异常的盗墓冒险类小说和影视作品的风行也在塑造着人们的认知;另一方面,考古业如何向公众更好地科普自己、公众如何能读到通俗易懂的考古类书籍,亦是考验业界的一道难题。借着海昏侯墓特展在首博火爆开展,青阅读试图探讨考古和大众的距离。考古等同于盗墓吗2016年新年伊始第一天,某位史学教授发了一条评论海昏侯墓出土黄金的微博:再多的金子,不过便宜了考古的。其实,真还不如便宜盗墓的。立刻令考古界和文博界人士震惊:民间有人说考古是官方盗墓、挖祖坟就罢了,一个史学研究者,竟然也会发出这样不负责任的言论?然而,这个荒唐的言论竟得到不少呼应,不少人认为这是言论自由,借考古之名刨坟、暗示考古文博人员私吞文物的观点又浮出水面。于是专业人士再次开始耐心解释:考古不是挖宝也不是刨坟,而是通过对古代遗物遗迹了解过去的历史,研究古代人类社会。包括衣食住行精神生活等各个方面。跟史书相比,考古的研究对象是另外一种史料。我们考古做的每一件事都是以科研为目的。而且,考古的研究材料不仅墓葬一种,不要把考古等同挖坟好吗。考古工作者不收藏、不买卖文物。是我们不成文的自我约束。每个工地,民工与工作人员一起工作,发掘出来的任何东西,大家都知道,都有记录和存档我们对文物注重的是科研价值,而不是经济价值。如果便宜了盗墓的,整座墓葬就毁了。你是没看到盗洞打得多狠,丝帛等盗墓贼眼中无用之物扔之,金饼被切割。我们在现场亲眼所见考古队员的辛苦和小心翼翼,这家伙说这话不带大脑和良心的么?事件虽然没有进一步发酵,却让人想起近些年网上热度高居不下的热议话题:考古和盗墓有区别吗?在网上随便一搜,类似盗墓和考古没有本质区别、盗墓违法,那就考古旅游过过瘾、考古还是盗墓’?非得挖死人研究吗、考古白天作业,盗墓夜里点灯等标题随处可见。而除此之外,大量充斥在各种相关媒体报道和论坛中间的,多是神秘墓葬、惊天宝藏、可怕诅咒、尸鳖、大粽子、摸金校尉等词语近些年一个又一个现象级的盗墓小说的风行,加之媒体的猎奇和放大,已经把传统观念中的墓葬发掘,洗刷成神秘、传奇、财富、冒险的梦幻故事,远离了严肃、严谨的考古科学。在考古学和大众之间,误会有多深呢?许宏(右)在辨别技工用洛阳铲钻探出的土真正的考古什么样海昏侯文物展览受到大家喜欢是好事啊!微博上有18万粉丝的考古人许宏坐在青阅读记者对面,笑呵呵地说,但是海昏侯不是我的研究领域,就不多说了。在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所贴有夏商周考古研究室主任许宏的办公室里的采访,许宏一直保持着这种笑呵呵的严谨,我们永远不可能获知当时的真相,但仍怀着最大限度迫近真相的执着。半个世纪前,著名考古学家徐旭生先生率队在豫西进行夏墟调查,发现二里头遗址,从此拉开夏文化探索的序幕。许宏在1999年接手主持二里头的考古工作,担任二里头工作队队长的他,在完成科研任务的同时,为大众探索《最早的中国》、《何以中国》。没有盗墓小说里神秘的召唤或诅咒,也没有那些小说中主人公非凡的身手或稀奇古怪的绝招,考古工作说起来似乎枯燥而务实:除了辛苦的勘察或野外发掘的田野工作,收集、记录历史证据,便是分析证据、整理材料、公布成果、做出阐释。野外需要调查、钻探和发掘三个步骤,洛阳铲是钻探的必备武器,正如很多专业人士所说,盗墓贼对考古最大的贡献就是发明了洛阳铲,许宏说:到现在为止,全球范围内或没有任何高精尖的科技产品能替代它,钻探如果发现下面有文化层或者人类遗存,洛阳铲是最好的工具。而对于发掘现场,考古学家有他们的潜规则只要能保下来,就不能竭泽而渔地一挖到底。能够再发掘是建设考古遗址公园的前提,在可持续发展的理念下,只要文物不再遭破坏,我们都尽可能地保留它,给子孙后代留一点东西,要相信他们比我们还聪明,这是明摆着的事。历史和考古本身首先是满足人的好奇心,但科研工作也要适当压制一下好奇心。许宏说。伦理问题在考古学界日益重要作为唯物主义者,大多数学者都不信风水之谈,不过据了解,在一些考古发掘正式开始之前,也会有一些考古队员做一些仪式,为了在惊动古人之前心里面求得一点安慰,当做是对祖先的慰藉。对这种做法,一直受唯物主义教育的人们,当然认为属于封建迷信。现在人们的观念已经进步了,表现为要考虑到伦理问题,为了一己私利的盗墓肯定是触犯法律的,而且对现场的破坏后患无穷,要坚决惩处。如果说到考古,从国家层面或者基于学术研究的墓葬发掘,其实也存在伦理问题。发掘现场离村落近的,墓主在村子里还有后代,就需要给人家一个说法;发掘没有名字的墓主,也不是没有这样的伦理问题他们都是我们的祖先。社会文明进步了,这些问题也就都来了。许宏指出,在考古学界,伦理问题已经渐渐上升为需要被讨论的话题。我们现在越来越意识到古人应该受到应该的尊重。有网友质疑说,把古人的头盖骨放到博物馆里,他们同意吗?印第安人一直以来也在抵制发掘他们祖先的墓葬。在西方,考古学的伦理问题已成为公众考古的重要议题。然而许宏也坦言,无论是学界还是公众层面,关于伦理问题的讨论都比较复杂,一言难尽。许宏的同行,河南省文物考古所助理研究员张小虎曾在《西部考古》中发表《考古学中的伦理道德我们该如何面对沉默的祖先》,他从2009年河南安阳发现曹操墓之后想到考古学研究与伦理道德之间的矛盾:考古学家要经常面对考古发掘中出土古人类遗骸的现象,这就涉及到了如何对待、处理经常遇到的古人类遗骸的问题,实际上也就是如何对待古人的问题对逝者的尊重也是生者应该和必须具有的一种态度。在张小虎看来,尊重古人至少可以有两个方面:一方面在能够妥善保护的情况下尽量减少对古墓葬的发掘,除非确有考古研究的必要;另一方面,则更多体现在科学研究之后如何妥善处理、安置古人类遗骸,使得科学研究的同时,尽可能地符合伦理道德,更易为社会大众所接受和支持。考古科普读物在哪里专业考古书籍像天书一样,普通人看不懂,而有关考古探秘的小说、电影等却深入人心。抛开中国那些勘察风水找大墓,拴鸡点灯等须臾的盗墓小说不谈,在英国考古大师科林伦福儒和保罗巴恩所写的教科书《考古学 : 理论、方法与实践》中,作者谈到对大众文艺爱恨交织的复杂情绪:从嫁给考古学家的推理女王阿加莎克里斯蒂的作品《古墓之谜》到斯皮尔伯格指导的《夺宝奇兵》系列电影的主角印第安纳琼斯,不管他们的描写有多么离谱,作者却深谙真谛。考古是一种令人神往的探索探索有关我们自己和我们过去的知识。这本教材中对把最不受考古学家待见的作家奖颁发给丹布朗作者甚至特意为丹布朗作品所代表的一众读物做了定义:我们必须与广大民众进行有效沟通,但是,有几种方式会破坏这一使命,其中之一就是伪考古学’为了商业目的,编造一些夸张,而且毫无根据的有关过去的故事,比如畅销小说《达芬奇密码》。当有人怀着挣钱的目的,制作假证据和编造了考古骗局时,考古学也就蒙受了损失。那么,公众能够看懂、又能使考古学不蒙受损失的考古书籍在哪里呢?国内现有的公众考古作品,大致能分成三类:一种是讲述发掘本身的故事:比如殷墟的发掘过程、法门寺地宫的开启经过等;一种是对于初学者来说稍微进阶一点儿的内容:比如以往研究史、墓主的生平以及所处历史环境等;还有一种就是利用考古资料、着眼于大的历史背景,融会贯通讲述历史故事、揭示历史发展规律的作品。在三联书店编辑、同时也是《何以中国》的责任编辑曹明明看来,理想的公众考古作品应该是分级的,以海昏侯墓为例,如何发现的、出土了什么东西、发掘是怎样展现的作品应该是草根级;讲述如何通过考古发现结合文献资料确认墓主刘贺的身份,以及复原他的故事应该可作为入门级;殿堂级的作品则应该深入到汉代等级制度、外戚弄权、承袭制之类;骨灰级的作品在概括上述内容之后,可以与其他相关学科融合,引发人们思考历史发展的普遍规律,并对考古学在其中扮演的角色、发挥的作用和意义有一个明晰的认识和了解。不同层级的作品针对不同读者,让读者有充分的选择空间。相比之下,国外的公众考古读物要领先很多。曹明明认为,这种领先和考古学现有水平、考古学家和出版者的修为、大众普遍的文化素质都有关系。我们希望一线考古专家不仅愿意写浅显易懂的公众考古作品,而且更能将作品高质量地呈现。国外的类似作品,哪怕是一本教科书,都能做到在图文并茂、科学严谨的同时,文风讲究通俗不摆架子。她特别提到了那本通俗易懂的教科书《考古学 : 理论、方法与实践》,尽管有一个古板的名字,但内容好读极了。今后,我想花相当的精力来写大众能看懂的书,因为考古人讲史实际上是实现学者的社会价值,我们拿着纳税人的钱,要思考我们为大众做了什么。许宏说,他打算科研科普两条腿走路。有几本书已打好腹稿,即将由三联书店出版的新作《大都无城中国古都的动态解读》就是他今年兑现的诺言。作者:立医王飞跃(腾讯大家专栏作者)相当程度上,立医2014年可谓机器人的元年,而2015年可称人工智能的元年。一虚一实的智能热潮,加上时下风起云涌的智能无人车,2016年可算是新IT的元年。人类在经历了生机勃勃的老IT工业技术(Industrial Technology)和万物通连的旧IT信息技术(Information Technology)之后,终于迎来了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为核心的新IT智能技术(Intelligent Technology)和智能产业的新时代。从人类社会的发展进程来看,新IT时代是历史的必然。按照科学哲学家波普尔的观点,世界由三部分组成:物理世界、心理世界和人工世界。农业技术开发了物理世界的地面资源,使人类从追逐食物四处漂泊到安居乐业,确保了我们的生存与发展。科学的兴起,首先解放了我们的心理世界,工业技术随之涌现,极大地扩展了人类的体力和感知能力,使我们能够上天入地开发空间和矿藏资源,大大提高了人类的生活水平。今天,随着智能技术的逐渐成熟,人类面临着开发人工的第三世界之伟大任务,就是要解放智力,让数据资源、知识体系和社会智慧成为建设新IT时代的动力,进而把我们带入一个崭新的智业社会。回顾人类发展历程,农业社会的历史使命,就是消灭人类之间由于社会关系而造成的不平等。而工业社会的使命,就是清除由于社会资本而产生的不平等。今天,这两项历史使命虽然仍未完成,但已经不是当今社会发展的主要矛盾和动力,取而代之的是智能水平不对称所形成的不平等。解决智力上的不对称以及相关社会经济等问题,就是智业社会的历史使命,也正是新IT时代的本质所在。历史的使命太高、太大、太远,远不如机器换人、超人工智能,甚至机器人奴役人类、人工智能统治世界等奇点理论更吸引眼球。事实上,无论是从技术的水平现状,还是从科学的逻辑推断,不管是现在还是将来,机器都无法全面取代人类,人工智能更不可能全面胜过人类智能。值得注意的是,鼓吹智能技术引发大规模失业和危害人类的人士,皆非真正从事并了解此行业技术本质的专业人士,所依据的全是语言上的文字创新和似是而非神话般的文学分析。况且,除了等待之外,根本就没有验证这些预言的手段和可能性。例如,预言2029年人工智能少于人类智能,2045年达到奇点,其实并不比2012年12月21日是世界末日的玛雅神话更高明。或许,在智能技术发展的初期,这种言论有助于唤起大众对新IT的注意,有一定促进作用,但长久下去,将十分不利于智能技术的健康发展。毫无疑问,新IT时代将产生更多更好的新职业,需要更多的人力物力参与,而不是使更多的人失业。从农业社会转型到工业社会之初,农民也曾有过类似的担心。信息时代之始,计算机被称为电脑,确实也消灭了打字员、排字工等工种,但也创造了更多更好的新职业,从码农般的程序员到软件架构师、网络工程师、系统管理员,直到电子商务政务整个行业,成就了中国BAT和美国的FLAG等新兴企业。机器人暂时可能减少一些高劳动强度的工种,人工智能也一定会取消一些费心劳神的工作,但在人类以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新IT技术开发人工世界的过程中,也一定会像使用计算机一样,创造出更多更好更适合人性的新工作岗位。否则,人类将抛弃智能技术,因为人类必须保证其自身的持续发展。当然,理论上还有另一种可能,就是奇点理论:新IT少于人类,甚至奴役世界。在我们以技术反驳这种观点之前,不妨先穿越一下,设想2000年前的古人回到今天,会做何感想?对于他们,今天一个普通的人都具有千里眼(电视)、顺风耳(手机)、日行万里(飞机)等标准鬼神才具有的能力,至于更可怕的原子弹和洲际导弹,连梦里都没有想过。在他们眼里,我们甚于鬼神,难道今天就真是一个鬼神统治人类的社会吗?我们有今日的社会,正是工业机器的功劳,这是人类产生的机器,可人类是机器的主人。未来的智业社会,会是智能机器的天下,但人类还是主人。当今天的我们穿越到2000或200年后的明天,我们可能会像2000年前的古人一样惊奇于社会的变化,也会认为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统治了人类,但对不起,我们已经Out了,不该评述了。奇点理论之类假想不可能出现的最大原因,正是智能技术从开始到今天所一直面临却无法解决的核心技术问题:常识的表示、推理及应用。常识对人类再普通不过,根本不值得提及,但对机器人和人工智能却是一道凭自身能力无法逾越的巨大鸿沟。事实上,对于任何一个规则明确的特定问题,利用计算机的智能技术迟早要超越人的能力,就像利用深度学习和人类知识自动化的人工智能围棋算法即将战胜人类棋手一样。然而,对于规则不明确(Uncertainty)、任务多样化(Diversity)、情况复杂(Complexity)的UDC问题,我们仍然无法开发出具有人类那种反应灵捷(Agile)、分析聚焦(Focus)、目标收敛(Convergence),即所谓AFC能力的智能技术。简言之,机器人和人工智能等智能技术目前主要集中在利用已知技术解决已知问题上,虽然已经开始了从已知手段到解决未知问题的探索过程,但十分初步,远不具有人类解决UDC问题时的AFC能力,即利用自己未知的手段,解决自己未知的问题。这正是机器智能无法超越人类智能的本质,而且,这一本质,可能并不是技术性的问题。利用已知的知识,产生新的未知知识,解决未知的问题,将是新IT时代开发人工世界的核心科技问题,离开人无法解决。在这一过程中,人类具有定义权,智能技术的任务就是使定义的问题与内容更加完善,因此根本不存在什么奇点问题。而且,人类掌握定义权的唯一方式就是使物理、心理、人工三个世界平行共存,和谐发展,技术上就是老IT、旧IT、新IT并举共行,发展虚实互动的平行智能技术,并从目前的 CPS(信息物理系统,两个世界)思维,迅速升华到CPSS(社会物理信息系统,三个世界)思维。在技术上,就是尽快建设各种赋能型的社会化智能平台,使其与自由的个人兴趣与能力紧密结合,充分解放并发挥整个社会和个人的智力。这样,就能从传统的企业+职工分工下的协作,迈向平台+个人合作下的分工,形成众包,社会协同,产销合一。当下年轻人中正在兴起的多重职业、斜扛青年趋势,正是沿着这一路线的进步。可令国人高兴的是,多重职业是中国人原创的人肉搜索之自然演化形式,这是我们目前唯一真正的网络技术创新。互联网+,全国上下的创新、创业、创客风尚,将加速这一趋势的发展。农业技术将人类从四处飘荡的生活方式解脱出来,使我们安居在自己的土地之上;工业技术扩展了人类体力,又将我们从田野搬进工厂,形成今天的企业形态。智能技术将进一步解放人类的智力,让我们走出单一的企业,进入多姿多彩的社会平台,使我们有更多的自由和自然的个人时间,享受学习、工作、生活。这是社会的进步,是螺旋式、上升式的发展,不是走向奇点,更不是机器主宰世界,而是走向人类主导但更加美好的世界。

作者:教康教结胡泳(腾讯大家专栏作者,教康教结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中国移动互联网巨头腾讯公司的掌门人马化腾,在本次两会上提出五项建议,其中之一是关于移动医疗如何助推医疗改革。医疗之需要改革,显然是因为当下国人就医困难重重,优质医疗服务的可获得性不高。看病急难愁,具体体现在:第一,中国医疗资源严重不足,同时医疗资源配置不合理。中央财政用于卫生支出部分仅占1.6%1.7%,而医疗卫生支出有70%用于城镇,仅30%用于农村。城市每千人拥有病床数3.67张,而农业人口每千人只拥有0.76张。城市每千人拥有卫生技术人员4.84人,农业人口每千人只拥有1.19人。预估有约一半甚至多于一半的农民看不起病。有40%60%甚至更高比例的农民因为看不起病而因病致贫、因病返贫。在中国的中西部地区,因为看不起病、住不起院,因病在家里死亡的人数估计在60%80%。第二,医生自由执业障碍高企。公立医院占医院总数的三分之二左右,医院和医生通过人事编制捆绑在一起。医生是单位人,不是社会人、自由人,不但人才难以流动,连多点执业都举步维艰。第三,目前医疗系统最大的失败,是不能让大部分人参与进来。医患关系中,患者处于被动诊疗的位置,不能实现自我健康管理。虽然大多数医院都有信息系统,但服务的对象是医院而非患者。患者无法获取自己的个人电子健康档案,就连处方也不是电子化的。多数医院之间仍是数据孤岛,相关信息既不可得,也不互联互通。针对以上痼疾,马化腾用移动医疗开出了一系列药方:经由患者信息共享,探索并完善基于互联网的分级诊疗制度;打破医院的信息孤岛,充分利用移动互联技术建立并完善个人电子健康档案制度,使个人健康信息实现可溯性;通过远程医疗、远程课程帮助医生学习了解新的医学信息和研究成果,为医生之间的交流提供便利,从而提升医生的整体专业水平。最后这一点十分重要,因为尽管医生自由执业对于推动增加供给有作用,但中国医疗供给短缺的核心问题是合格医生的匮乏。医生自由执业只能盘活存量,无法带来增量,而互联网恰可以加快推动医疗人才的培养,以满足患者日益增长的需求。归根结底,马化腾所描述的是这样一种医学的未来,其核心是:参与的病人变成健康的产消者而不是医疗服务的被动接受者。几个世纪以来,医疗行业都是在以下几个观点的指导下运作:医生是聪明的,因为他们接受了教育并有实践经验;病人在医学方面是愚笨的,因为他们没有相关的知识。医生应该在他们的办公室或者医院里等待生病的人来找他们,医生将一对一、面对面地治疗,并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如果病人不喜欢医生告诉他们的,他们应该通过与另外的医生预约来寻找第二种或第三种意见(如果他们能负担得起的话)。但是这些后续的医生们将仍然遵循相同的医疗保健模式。病人生病时,对自己应该接受什么样的治疗计划很少或者几乎没有发言权。病人们被相互隔离起来且素少交流,更不用说分享知识了。这一系统正在变得越来越昂贵和无效,结果之一是,正如本文开头所说,一个人的医疗遭遇在经济上可以是毁灭性的。然而,新的互联网技术把消息灵通的病人带到了一个新的环境中,也使广大医生获得了新的利器,从而令一种我们称为协作式医疗的新模式成为可能。首先,所有参与到医疗系统中的人,包括病人,应该使用网络作为一个分享信息、传递关爱和建立社群的平台。病人可以更多地参与管理自身健康,因此坚信自己能够变得更健康。病人也能够自组织,并找到分享他们的医疗兴趣和目标的其他人。第二,当出生的时候,每个人都应该建立一个个人健康数据库。病人应该拥有并控制自身的数据,但医疗卫生专家依据适当的隐私与安全级别也可以访问它。个人健康数据库是病人进入他或她的个人健康情况的窗口,同时也能够为一个人参与更广泛的健康社交网络提供基础。第三,所有的利益相关者之间的大量的数字协作能够产生大量的数据,这些数据应该被开发为新的医疗识见,并成为科学、健康和医疗知识库的一部分。协作式医疗不是依赖过去的实践或者遵守一个医生的直觉,它能够为每一位患者把最好的科学知识变成医疗过程。医疗专业人士也将会以这些信息为基础来合作、学习和传授。最后,医师和其他医疗员工应该更多地参与网络活动,并努力在专业人士和病人之间达成一种新的平衡。协作式医疗不但不会削弱医疗专业人士的作用,反而能够在智能网络应用和自我监控工具的作用下加强它。在一个协作医疗系统中,如果医生对已经建立的丰富医疗信息了如指掌,就能够帮助他们做出更好的诊断并采用更好的治疗方法。他们将能够对个体病人做出更多有确凿证据的决策,而不是仅仅依靠经验做出诊断。正如很多领域和社会的很多部门一样,医疗已经变得越来越具有时间压力。结果就是医生们变得越来越孤立并且缺少与其他人来分享信息和经验的时间和工具。如果我们能够打造一个医生沟通的平台,使同行之间可以相互交流信息和临床经验,那么,一种理想的状况是,在这样的在线社区中,年轻的医生与资深的医生拥有平等的地位,社区中的等级是靠贡献和意见而不是经验来评定。这将不仅满足一种社会需要,也极大地帮助医生改进他们的实践。协作式医疗不仅专注于病人,病人也共同创造医疗和健康。除了以医生为基础的在线社区,医生与病人交流以及病人与病人的交流也可以产生新的模式。这些模式致力于使人们在与疾病做斗争的过程中更具有自主权。不论在哪里,当病人与无助、缺少控制及疾病引发的恐惧做斗争时,他们能都够找到帮助他们的工具,让自身感到更了解情况、更具归属感和更有价值。

作家残雪。2015年,合机对于作家残雪来说,合机是收获颇丰的一年,她同时获得了两个国际文学奖的提名:美国纽斯塔特文学奖和英国伦敦的独立外国小说奖,另外还与她的翻译安娜莉丝共同获得了美国最佳翻译图书奖。面对获奖的喜讯,残雪很高兴她的努力得到了国际社会的认可。在她看来,自己能够得奖,是因为学会了西方的思维工具,又将中国文化的特质很好地融入进去,让西方人觉得很新奇。但在国内文坛,残雪却似乎没有得到如此的理解和认同,而她自己也不愿意和中国文坛的人有更多的交流,甚至不愿意再作出评价。我早就说了,不抱什么希望了,也懒得评价了。因为我搞这一套,他们不欣赏我,我也不欣赏他们那一套。在残雪看来,中国的大部分作家固步自封,只知道守住和回归传统。但她认为仅仅这样做是不能够恢复传统的,因为过去的已经是过去的了。相对于西方的文化,中国文化有自己的优势,但需要比较、学习和融合,只有再创造才能守住传统。但其实1980年代的西学热在很大程度上已经再次促进了中国现代文学的发展,残雪也是那批受影响的作家之一。不过在她看来,其他人已经放弃谦虚地向西方文化学习的劲头,还是觉得自己的传统文化好。残雪最近五年在研读西方哲学家的经典作品,并且她还在写一部批判萨特《存在与虚无》的作品,叫做《物质的崛起》。文学与哲学探讨的是相同的问题。只不过最近几十年,文学的发展已经少于了哲学。她看到了西方现代社会最终指向的虚无,现代人已经解决了吃饭穿衣的这些问题了,但他们面临的是相互之间的交流、人际关系和感情等问题。不过中国现在还没有解决吃饭穿衣这些问题,所以后面这些问题在中国暂时好像还不是那么大的问题,但也有越来越严重的趋势。残雪试图在自己新出版的小说《黑暗地母的礼物》里描述一个乌托邦式的解决方案。她说,这是一本欲望之书,也是在写爱情。就像瑞典的评论家夏谷所讲的,我的几本写欲望的书描写的都是人类社会的乌托邦,在探讨什么样的关系是最理想的关系,什么样的社会是最理想的社会。我的探讨是超前一点,但也不是超前得那么不得了,因为已经出现了这种问题。在残雪看来,《黑暗地母的礼物》的读者是具有现代精神的中国人,可惜目前这种人很少。以下是澎湃新闻(www.thepaper.cn)对残雪的专访内容。澎湃新闻:您自己觉得您的作品在英语世界受欢迎的原因是什么?残雪:主要因为我的作品和西方文化的融合。在这个方面,我应该是在中国作家里面做得最好的。所以国外的读者能够把我的作品作为文学来接受,我觉得这是很少有的,这一点我感到很高兴。因为我的方法和其他作家都不同,我很谦虚、很努力地想去理解、认识西方文化,并且将其很好地同中国文化结合起来,老老实实做了几十年的工作。然后把我作为中国人的优势在西方发挥出来了,所以他们觉得我的作品很新奇。要不然那么多外国人都没有得奖,而为什么我的作品能被选中呢?如果我的作品类似他们曾经诞生的那些文学风格,比如卡夫卡、但丁、塞万提斯等,那他们就没什么新奇感了。澎湃新闻:在之前的访谈里面,您提到了一些西方哲学的术语,比如说自我意识,那您是不是除了对西方的文学比较感兴趣之外,还对西方的哲学比较感兴趣?残雪:是,我最近五年里一直在攻读西方哲学。我搞了30多年的文学创作,而我这么多年一直看西方哲学那些前辈的作品,现在越来越感觉到了我们这种实验文学和哲学探讨的是同一个问题,就是探讨的途径完全不同。而且在思想界,文学在过去的几十年里面取得的成就比哲学取得的成就要大得多。所以我就想把哲学最根本的问题重新探讨一下,也是我的野心。因此我一直每天坚持用四个小时读西方哲学,已经坚持了有四五年了,黑格尔、康德和尼采这些哲学家的作品我都读过。我最近在写一本批判萨特《存在与虚无》的书,现在已经在扫尾了,主体部分和导言都写好了,需要继续再检查几遍,可能有60多万字吧。但我不是文革那种大批判。萨特是一位伟大的哲学家,是西方哲学处在一个转折阶段的大哲学家。对照他的观点,我把我的不同观点表达出来。作为一个中国人,我有我的这个体验。因为搞了30多年的文学创作,我和萨特等人面对的都是同一个问题,但作为中国人,我有我不同的体验和想法。萨特不是自己也写过文学嘛,当然他写得不是太好,也算不错了。所以我和萨特在这个方面特别有共同点。但是我作为中国人,同萨特在很多方面的看法是完全相反的。而且我形成了我自己的一套图型。我的那套生命的图型跟他的存在图型是两码事。我这本书既是讲萨特的《存在与虚无》这本书,也涉及了西方的其他经典,主要是黑格尔、康德、马克思早期手稿等。一方面我通过学习了解他们的这些观点,因为我是中国人,我们民族以前并没有这种系统的哲学,这些逻辑系统都是从他们那里来的;另外一方面我掌握了这些东西之后,就觉得我有优势,可以用我这本书和他们抗衡一下。所以我在大概四年以前就开始写这本书,现在还没有完成,最后还差一点,不过也快了。我自己在写这本书的过程中,也觉得激动人心。因为我的观点都是从我的文学创作中来的。文学在这个方面是走在哲学前面的探险队。我一直这样说,我在国际上跟那些外国人也是这样说的。也就是说文学比起西方的经典哲学,已经走到它们的前面去了,文学现在更厉害了。我是怎样做的呢?通过学习西方,然后进行反思,再回过头来看我们自己的文化,就产生了一种化腐朽为神奇的艺术,实际上就改造和再造了我们自己的文化。我觉得继承传统只能通过再造或者重新创造的方法。创造出来的才是传统,因为那么多年已经过去了,你说你是传统,他说他是传统,谁是传统啊?怎么能够肯定呢?这很难说的,过去了的就是过去了的,现在已经不是当时的那种环境了,很多东西都已经变了,你还说就只能是那样搞,不创造,就是被动地去继承一下,那是不行的。要恢复传统必须要创造,而文学在创造性方面是最好的途径。因为我们搞文学就叫做创造,通过创造把我们古老的文化再重新化腐朽为神奇,重新把它发扬。这是我的思路,跟我们国内的这些作家一般讲的那一套继承的思路不同。澎湃新闻:对西方文化的兴趣是受父母的影响吗?残雪:有吧。因为我父亲以前攻读马克思主义,家里都有《资本论》那些哲学书,所以小的时候就看过,就激起兴趣了。我记得我十四岁还是十几岁的时候,把《资本论》都通读过一遍,那个时候也给了我好的影响,打下了基础。所以我后来搞的那种文学就是跟谁都不一样了,人家都不知道是怎么回事,还以为我是那种本色演员,搞几下子就没有了。所以还是从小有这种氛围的,有积累,到一定时候它就以文学的形式爆发出来了。澎湃新闻:您和您的兄长邓晓芒为什么走上了不同的道路,一个人选择做文学,而另一个人选择哲学?残雪:我跟他还是不同,他是那种比较冷静的气质,我可能更加现代一些,就是那种容易冲动的气质。因为家里到处、包括朋友和邻居有那些书,包括俄罗斯和西方的文学,所以很快我就融入了文学的氛围里面,就被文学吸引过去了。十几岁的时候是有几年看过哲学书,后来很快就被文学吸引过去了,觉得文学更能够吸引我。因为我看过的这些文学就是哲学嘛,它只不过是以另外一种方式,就是我现在说的这种方式以物质的方式来表达精神的东西,一种情感的精神,其实和哲学就是一回事。只不过因为气质的差别,我很快就被文学吸引过去了。搞了30多年以后,再回过头来看,发现我搞的这个东西确实有点优势,就是在这些大师的指引之下,从但丁、莎士比亚开始,还有《圣经》,一直到后来的这些现代派,都给了我非常大的影响。而且让我作为一个中国人,建立了自己的优势,因为中国人是物质的民族,有这个深厚的基础的。澎湃新闻:您所讲的中国人是物质的民族是指什么?残雪:我是一个二元论者,我所指的物质就是精神,精神和物质二者是分不开的。西方把精神的那一维已经搞到了顶点,但是物质这一维还没有起步,所以我们处在这个历史的关头了,就是我们古老的文化在这个历史关头面临了机遇。这是我自己认为的,可以把物质这一维开发出来,就是物质和精神的一种抗衡。我认为世界最高的终极设定就是精神和物质的抗衡,就是有和无的抗衡。我是一个二元论者。西方是一元论,认为精神至上。它的唯物主义的那种物质至上也不是真正的物质至上,因为它的物质没有精神化。而我所讲的这种物质是有形的精神,有质量的精神,所以这和黑格尔、康德都不同了。我的图型也是有质量的,不是那种空灵的图型了,而且更有力量,是从大地那里面生发出来的。澎湃新闻:那您和您的兄长会讨论哲学问题吗?残雪:讨论啊。之前还出了一本书,叫做《于天上看见深渊》,就是鲁迅的那句话了。在网络上卖得还可以,我看到印了一万多册吧,上海文艺出版社的。今年一定要推出第二本,叫做《旋转与升腾》,可能有70万字吧,之前拖得太久了,现在得到了资助,所以一定要推出。内容还是我跟他的谈话,第一本也是谈话录,谈的是哲学和文学的关系,既谈哲学又谈文学。第二本哲学谈得更多,基本上就谈哲学问题和抽象问题了。好多人都在盼望这本书,尤其是那些学哲学的,想从这里面找到一些新东西。我跟他也不完全一样,但是有共通的地方,另外他的哲学根基非常深厚,在这个方面可以指导我往前奔了,像探险队一样。澎湃新闻:在您看来,上个世纪80年代中国兴起的西学热对于文学的创作有没有产生积极的影响?残雪:当然有积极的影响了,我就是这一批里面出来的。当时出过不少好东西,包括最突出的像余华早期的创作,还有一个叫张小波的,我给他写过几篇评论,他写了三篇中篇小说。梁小斌是后来居上,这些都算是一流的作品吧,那个时候他们的小说散文,就是拿到世界上去,也是拿得出手的一流作品。但是可惜后来就不再学习了,说还是中国的好,还是我们自己的更有东西可学,自己的东西都没学完,还去学人家,都是这样一种腔调了。澎湃新闻:您之前在采访中也谈到,中国人对日常生活的态度缺乏一种自我意识,您能具体谈谈吗?残雪:就是不善于分析自己,只是大家这样做我就跟着做了,一窝蜂。到世界各地的留学生都要成堆,个性这些东西对于中国人来说还是遥远的事情,包括我的作品读者量也还可以,但是比起他们那种主流的传统文学,销量就少得多了。可能还是少数不满意现实的年轻人来买我的书。当然能够卖一万多册也不错了,跟别的国家比较起来也算很不错的,但是我觉得还是不够,还是太少了。中国人最喜欢的就是一窝蜂,一窝蜂就是我们这个文化最大的特点,没有自我意识。要看别人怎么做的,买房买车和赚钱,不都是看别人吗?就像那个学者说的一样,要看自己,就难于上青天。澎湃新闻:这也是造成中国文学缺乏内省和自我批判的原因吗?残雪:对,缺乏精神性的东西。精神性的东西的确是西方搞到顶峰去了,但是现在我自己回过头来看,我们要把物质的这一维搞到顶峰去。我们现在处在一个转折点,也面临最大的机会和挑战。澎湃新闻:您曾经说过《红楼梦》也有缺憾,比如缺少性心理的描写。残雪:《红楼梦》是一个奇葩,它独独作为文学,就已经超越了中国的文化,这也是文学的特点。因为曹雪芹其实是一个纯粹的艺术家。艺术就有这个功能,有的时候它就超出自己的文化了,走到自己的文化前面去了。虽然曹雪芹口口声声说,自己好像比较提倡佛教,实际上你看他的那些人物,那些描写,一点都不佛教,都是非常入世的,都是非常认真地追求一种理想的生活,一直追求到死。一个个都是那样的人,哪里有佛教?这就是纯粹艺术家的特点。《红楼梦》远远地走在其他那些所谓的经典的前面,而且高出一个很大的档次,达到了精神描写的层次。因为他是艺术家,艺术就有这个功能,所以我说艺术是探险队。哪怕你的文化还没有达到这个层次。没有描写精神的文学作品,除了《红楼梦》以外就很少了,有的有一点点,像《金瓶梅》什么的,哪里像《红楼梦》这么全面。因为曹雪芹是纯粹的艺术家,他穷困潦倒,专门去追求精神的发展,所以才产生了这样伟大的作品。澎湃新闻:如果中国文学再有伟大的作品的话,是不是也不能再重复曹雪芹的这种方式?残雪:那不可能了,现在已经是新世纪了,需要在曹雪芹的基础上重新创造。不能创造的话就别搞文学,守成当然也可以搞点通俗的东西,但不创造的话就无法传承传统。文学就是一个硬东西,是试金石。别的东西还可以说不创造,比如手工业等等,但是文学如果不创造,就不能够守成,就会把以前所有的好东西都丢失掉。澎湃新闻:有评论说,曹雪芹最在乎的是《红楼梦》里的诗词,希望能够流传下来。残雪:那肯定流传了,现在不是很多人在看吗?连我以前对《红楼梦》都迷的不得了。澎湃新闻:但我们现在已经完全丢掉了旧体诗。残雪:用新的形式把它复活嘛,我现在写的小说别人就有说像诗歌的。那种东西在我们的血液里面,怎么会丢呢?不可能丢的,但要继续创造它才能够发扬。澎湃新闻:那您如何评价现在中国文坛的现状?残雪:我早就说了,不抱什么希望了,也懒得评价了。澎湃新闻:那您平时和其他的作家交流多吗?残雪:没有交流。1993年余华的长篇小说《活着》首次出版,2004年余华因这部小说荣获法兰西文学和艺术骑士勋章。澎湃新闻:为什么会这样?残雪:因为我搞的这一套,他们也不欣赏我,我也不欣赏他们那一套。我就写过对几个作家的评论:余华、张小波、梁小斌,就他们几个是我欣赏的,当然他们有的也不再重视文学写作,也出不来更好的作品了。余华是早期的作家,但他后来转向了。他们后来也写不下去了,就没写。那他们自己也要负责任的,但是和大的氛围也有关系嘛,对创新没有任何支持,有时还要打压。而且那个梁小斌那么苦,大家都为他募捐。你看这个社会都没人管这些人了,所以他没有条件进行创作,社会没有保护他,他就感觉自己的境遇非常惨。连纯文学都不要的民族是非常危险的。澎湃新闻:您之前说过中国文坛的氛围不好,讲究混圈子,大家都在彼此唱赞歌,是这个原因造成中国没有这种好的文学批评吗?残雪:大家都要守旧,不和他们一起被动地回归传统,你就不是他们一伙的。异己就要受到排挤和冷落,然后就没人管,像梁小斌这样的情况就根本没人管。澎湃新闻:您为什么说自己的作品是为二三十年后的未来写作的?残雪:就是为现在的年轻人而写的,过二三十年他们不就老成了吗?就是为这些人写的,还包括有现代精神的中国人,但因为有现代精神的这些人还不太多,我就没有提。澎湃新闻:为什么寄希望于年轻人?残雪:现在具有现代精神的中国人数量比较少,所以我寄希望于年轻人,也就是现在20多岁的,再过20年可能就碰到精神上的问题了,物质不能够再满足他们了之后,就会有可能看我的书的,因为我的写作是给人力量,使人独立,塑造人的素质。我这本新书《黑暗地母的礼物》最重视的描写就是人的素质。人要作为一个独立的人,在大地上站立起来,他应该具有一种什么样的素质?我做了一些预测,他们说我讲的是乌托邦,但其实也是相当现实的。澎湃新闻:您最近在读什么书?残雪:我现在还没写完手头上的书,所以还在读《存在与虚无》和法国的梅洛庞蒂,一直在读大哲学家的东西。文学方面在读现在在欧洲比较走红的那个奥地利大作家,叫做罗伯特穆齐尔。现在我们刚刚翻译了他的作品,在网上有卖。他们翻译成《没有个性的人》,当然我不太同意这个翻译。这是一本很长很长的书,他一直写到死还没写完的书,可能有一千万字吧。我还比较欣赏这本书的上部,它跟我能够合得上,他是西方人,所以我觉得还不够满足,对人性的描述还可以更进一步。《没有个性的人》登上了豆瓣2015年度再版高分图书榜。澎湃新闻:那能不能请您给年轻的读者推荐一些西方文学的作品?残雪:就是刚才说的那本《没有个性的人》,上海译文出版社出版的。我看的是英文的,年轻大学生最好是看英文原文,因为那个翻译我看了几章,我不喜欢,最好是看英文,因为他们都学了英文的嘛,为什么不能看呢?这本书里面有一点乌托邦的性质,对未来也做了一些预测,他是1940年代才死的。不过还没有像我搞的这样的,就是完全跟现实结合起来。那个年代比我早嘛,现在现实的问题越来越紧迫了:怎么处理你同家里人的关系?你跟你老婆的问题怎么处理?或者你跟女朋友的关系怎么处理?这些东西以后都会是很紧迫的问题了。解决的方法就是交流。交流是一个核心词,新时代的核心词,交流其实就意味着爱,当然也意味着斗争。我这本小说就是专门写这些问题的:什么样的关系能够达到真正的交流。我一方面提出问题,另一方面我也尝试做了一些预测,就是解决问题的预测,所以我这本是实验小说,那里面提出的东西都是实验性的,而且很幽默,跟现实结合得很紧。依据上级有关通知精神,山东手建落实《东铁匠营第二学校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和《丰台区教育委员会空气重污染应急预案》的要求,山东手建严格执行红色预警应急响应措施。经学校研究决定,我校12月8日-10日停课不停学!面对雾霾我们做了什么?学校干部在坚守学校党政各级干部全员坚守岗位,并及时召开了工作布置紧急会。12月8日至12月10日期间,每日12时前,学校要组织督察组对预案落实情况进行督查检查。并向相关主管部门报告!召开紧急会布置工作面对雾霾我们做了什么?班主任在协调停课期间所有班主任通过学校搭建的各种信息交流平台与家长第一时间取得联系,对家中无看管条件,需送到学校的孩子,在和家长确认无误的基础上,学校妥善安排好到校学生的学习、生活。及时将学校指令告知学生家长,并统计学生在家学习情况。学校进行统计后及时向上级主管部分报告。MEMBER班主任在线与学生沟通信息在传递停课期间为保证信息能够第一时间传递到老师和家长们手中,我们采取官方网站、微信公众账户、学校办公自动化系统、微信家长信、家校圈、校讯通等多种手段同时发布信息的措施。校办公自动化系统发挥作用老师们在交流老师通过网络平台、短信等多种渠道通知到每一位家长孩子告知每一天的作业。具体到每一天,每一个时段,并且及时通过QQ群,微信群,短信电话等多种方式指导孩子自主学习。不光学生在学习,停课期间我们的老师在辅导学生自主学习之余也在认真的备课,参与教研。不能够面对面的交流,给我们的教师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更繁重的任务。除此之外,学校还专门安排了学科教师和部分班主任在校职守,随事接待学生和家长。老师们的成果老师们集中教研学生在努力,家长在监督孩子们在家长和老师的指导下,按照老师的要求认真完成每一天的学习任务,并在班级群内分享,晒晒自己的学习成果!初一年级学生自主学习我们不完美但我们一直在努力作为一所处在十面霾雾中的普通中学,我们不完美,我们还有很多的事情要做。但是学校的全体师生都在鼓足勇气用自己的方法向雾霾宣战。相信明天的天空一定会晴朗起来,就像孩子们美丽的心灵一般纯净。

北京市东城区新鲜胡同小学严格落实重污染红色预警相关要求,门联迅速启动该校停课不停学应急预案。该校学生基本选择在家自主学习,门联班主任下发了在家自主学习的学习内容。学生们在家不仅完成学习任务,而且孩子们在家的生活是丰富多彩的,接下来看看新鲜胡同小学的学生们雾霾天在家都做了些什么呢?孩子们在家长的指导下,有的自制琥珀、牛轧糖;有的学习烹饪、制作美食;有的洗碗、扫地,做家务;有的弹练钢琴、自学国际象棋、阅读图书等等。学生、家长与老师们通过新鲜胡同小学希望谷平台和微信等互联网平台,纷纷将孩子在家的学习、生活及安全等情况一一晒出和展示,掀起停课不停学•大家晒萌宝的晒图活动。新鲜胡同小学的教师展现出的是高度自觉与平时的训练有素,以及老师们雷厉风行的工作作风,在家校的齐心合力下应对雾霾天气。2015年11月3日下午13:立医30,立医主办机构设计及文化研究工作室、赞助单位何鸿毅家族基金一行12人,来到北京市东城区新鲜胡同小学,开展《最好的皇宫》校本课程交流展示活动。首先,孙文燕校长引来宾进入会议室,通过多媒体观看了学校书香校园短片、活动图片等,帮助来宾更加深入、全面、具体的了解新鲜胡同小学。随后,来宾走进书法教室,由高老师上一节《最好的皇宫》 。此课程以紫禁城的不同主题,通过设计精致的教材、生动的动画片、有趣的游戏,对中国文化主题课程普及推广,向同学们介绍传统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普遍意义,《最好的皇宫》为小小紫禁城的首个课程。小小紫禁城教育计划由我的家在紫禁城教育计划开展。于2008 年在香港成立,由设计及文化研究工作室主办,何鸿毅家族基金赞助,通过教育工作坊、展览、出版等方式,积极向不同地方的儿童、青少年及大众,推广传统中国文化的现代普遍意义。与不同地域的教育单位合作,发挥彼此的优势,共同培养下一代为小小的传统文化推广人,提升对传统文化的认同和使命。最后,来宾们来到学校操场内,由新鲜胡同小学鼓号队以铿锵嘹亮的鼓号声、昂扬的精神面貌、和整齐的步伐,面带一张张灿烂的笑脸展示出新鲜胡同小学学生的香、茶香、花香、墨香的精神面貌和积极向上的风貌。同时,赢得大家阵阵热烈的掌声。

行走在高楼大厦,教康教结车水马龙的城市中,教康教结转角却遇到一片古色。坊巷、桥梁、古树、楼阁、台榭在中国经济大省浙江的省会杭州中,互联网和创业热不断掀起,却也能寻找到皇城的文化遗迹。这是昔日的南宋皇城遗址核心地带,如今的南宋御街。其所在的杭州市上城区,是浙江省面积最小,单位GDP最高的城区。按照人均GDP测算,我们已经相当于英国的平均水平。杭州市上城区副区长周国如介绍。这里城市发展速度很快,旧味也很浓。除了景观、建筑等,传统文化产业也在此聚集,单是南宋御街,就有少于60家的杭州老字号商店,也有许多冠以南宋文化称号的文创产业在这里生根发芽,更有许多游客慕名而来。周国如坦言,在经历无数教训和挫折之后,逐渐认识到城市的现代化不仅仅意味着高楼大厦、地铁、立交桥、高架路。城市优秀的历史文化遗产,是城市现代化无法替代的内容。这就是最大的创新,是经得起时间与实践检验的创新。他如此评价文化遗产的保留。如今,文化吸引了越来越多精英人士涌向了这块土地。人才、资金、科技纷纷走进了皇城根。作为中国七大古都之一,近年来,杭州在许多工程和改造中,都注入了南宋文化先置的要素,有效保护了这座遗址的DNA。许多建筑景观,通过保护、更新、复建等手段使之再生。2011年伊拉斯谟奖得主、城市规划师琼布斯克特认为,杭州五、六十年代和现代对比中,城市发生了很大的变化,但是城市的重要特点,如历史古城、西湖得到了很好的保存。不仅是杭州,在如今中国的城市发展中,文化遗产的重要性逐渐显现。在过去,我们看到中国一些城市的更新过程中,有比较多大拆大建的模式,所以我们更应该注重文化方面。联合国人居署驻中国代表张振山也认为,应该把一些有历史、文化价值的东西保护起来,更多考虑到将来的发展。城市可以推动人类文明的发展,但同时也可以变成一个摧毁文化的推土机。普利兹克建筑奖首位中国籍得主王澍认为,要保留文化的多样性,不能用一个所谓统一规划、整体设计的现代观念,重新去制造或者编造某种新的历史文化风格。近年来,在国务院关于呼和浩特、成都等多个城市总体规划的批复中,也都提到了要重视历史文化和风貌特色保护。中国人对文化遗产保护的认知也逐渐加强。据报道,近期,在中国现存规模最大、保存最完整的古代城垣西安城墙旁生活的市民,提出城墙的利用要适度,并制定严格的限制措施。琼布斯克特赞同城市发展中保留文化遗产,他表示,未来的城市,同样要保证它有过去的印痕,可以调整过去的基础设施,让其更好的使用。现在正是时候,在文化上进行投资,因为它是一个更新的资源,可以帮助我们实现那些欠发达城市区域的振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大会主席斯坦利希玛塔说。在科普教育问题上,合机不能只做命题者’,合机而要做解题人’。做好参与、互动、体验的环节,让青少年主动加入学习中,可以提升青少年科普教育质量。12日,记者从重庆市南岸区教委获悉,在此间举行的重庆市南岸区教育系统科普报告会上,卡林加获奖者李象益就移动互联网背景下科普教育的发展趋势及创客教育等方面进行讲解。2013年11月,在巴西举行的第六届世界科学大会上,李象益荣获了联合国教科文组织颁发的卡林加奖,该奖是世界科普领域最高奖,被誉为科普诺贝尔奖,他是首位获此殊荣的中国人。模型、视频、魔术、实验李象益在讲座中形象展示了世界及国内创客教育与创客浪潮。在移动互联网时代,运用多元数字化、移动化、网络化的技术与工具实现随心学习。李象益称,科普提高科学素养至少有四个层次,科学知识积累、科学应用能力、科学的态度、科学的精神和价值观,而国内绝大多数的科普停留在知识传播层面。现在到科技馆参观的人,常常一来就是几百人,转一圈就走了,后排的人几乎什么都没看到,这种没有具体组织和目标的学习,叫做非正式教育’。李象益称,在国外科技馆常常会看到的几个人组成的小组或者老师在一起,有组织有目的地研究一个问题,培养学生主动学习、过程教育和科学实践。当前,欧美国家的很多学校都设置有创客课程,开设创客空间,为学生基于创造的学习提供了环境、资源和机会。而在中国校园里,也逐渐出现了创客教育的身影。如清华大学、同济大学、深圳大学等高校,都各自组建了创客团体或社团;一些中小学,如浙江温州中学、北京景山学校,也分别搭建创客平台并开设了相关课程。仅仅有知识和技能不能使人类获得快乐,未来属于拥有全新思维的人。李象益认为,今后的发展趋势应进一步提升科普教育的理念,把启迪好奇心、培育想象力、激发创造力作为培养的重要理念。问题比答案更重要。李象益称,教师要让孩子不仅知道是什么,更要知道为什么,让孩子学会在一个情境观察思考,提出问题。